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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分享的是，当下我国法学界为什么尤其要重视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研究。

[15] 参见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第8项的规定。做这个课题，首先需要占有详细的资料。

其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例如，上诉机构在一份裁决中，确立了一种WTO保护利益理论（theory of the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WTO），认为像环境保护利益那种原认为只能由各个国家所享有的特定利益，也属于WTO必须确保获得充分保障的事项，因为保护生物物种在内的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是WTO的责任，这是《马拉喀什条约》宣示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目标和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国家行为合法化的要求。欧盟 21世纪欧盟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欧洲法院判例对欧盟行政程序法以及欧盟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49] 五是开始关注电子化规则制定程序。《模范规则》从过程角度将公共合同分为三个环节：合同订立前程序、合同订立程序（包括生效和无效要件）以及合同的履行与终结，对合同全过程做了框架性规定，细化或例外规定则留待单行法律，保留了未来发展的灵活空间。

考虑到这个栏目的作者撰稿前相互没有联系，各文所论非常分散，栏目编辑嘱我为这个栏目写个序言性质的文章，以期使这个栏目的文章能形成一个内容互补且有一定外在和内在联系的整体。二是主要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此外，独联体国家还形成了独联体生态法典示范法用以指导各国立法，其总则部分2006年通过，分则部分2007年通过。

因此，在编纂侵权责任编时，应规定在同一区域内的企业，共同排放的污染物不能超出良好环境允许的阈值，否则就应承担共同污染损害责任，首先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在其内部才能依排放物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分担责任。(24)参见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载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比如在民法典合同编中以总则形式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当事人的合同行为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合同效力、履行、解释等方面的绿色限度，为司法提供裁判准则。环境危机的严重后果，让人们看到了自由人的自私自利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极度追求物质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抛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整体主义的环境正义观。

一是建立环境物权制度，为无法归于传统民法理论上的物的部分生态环境资源，确定生态性物权，比如大气、沙漠等生命支持物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体现的环境容量等，从公共利益保护、代际公平等角度解决生态环境资源的归属和利用问题。比较可行的思路是，一方面，将应该也可以由民法典规定的内容，尽可能纳入民法典，比如自然资源权属、环境侵权责任等。

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最后，对后果而言，体现为责任自负。为此，可在合同编中统筹考虑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合同进行妥当的类型化。一是《侵权责任法》第8章仅规定了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未将破坏生态行为致害纳入《侵权责任法》规制视野，导致司法实践的困境。

(60)二是确认生态环境资源所具有生态、美学、景观等非经济价值，将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及其相关利益纳入保护的范围，建立环境人格权制度。(41)参见吕忠梅，见前注(30)。(17)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论环境侵害的制度演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4—131页。(15)参见吕忠梅、窦海阳：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5—142页。

3.为合同自由建立环境保护的边界 合同法是最彰显私法自治的领域，与绿色原则有明显的抵牾。(45) 另一种是适度化的法典编纂。

环境保护并非要求人类绝对不能在利用环境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而是要求对环境的负面效果不超出其自净能力，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将法律关系分为主体——客体，进而细分为不同类型、不同规范形式。

总则专门设定对整部法典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意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提取公因式，规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制度，分编主要是以不同主题的形式对法典调整的事项加以详细规定，使总则的内容具体化，可以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整合部分现行的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单行法，按照风险预防——过程控制——损害救济的基本逻辑，合理设置相关制度。因此，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不同性质法律制度的衔接，即对环境侵权行为引发的民法和环境法不同层面的法律后果的处理。另一方面，绿色原则在民法中确立生态伦理观，协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21)实际上，《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基本原则在环境法学理上的表述也是预防原则，但其旨在对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等事件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比如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立法方面，既缺少与民法典相对应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也缺乏环境法所特有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保护的法律制度。(19)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责任的双重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5日，第8版。

(31)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①，第240—241页。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观下，民法典应该为自由人注入生态理性，(12)承认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环境公平与正义的约束。

这些制度不是民法典绿色化的直接体现，但可以从多一个角度考虑其时代意义。(32)二是单纯的公法手段不可能承认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和建立利益激励机制，且存在政府失灵弊端。

参见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⑤参见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24—25页。

三、环境法法典化的内生动力与适度化建构 民法典编纂对环境民事规范的体系化需求，只是倒逼环境法升级的一个契机，但并不足以催生绿色法典。为强化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民法典中应当完善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并对上述自然资源的物权以专章进行规定，对各项自然资源的物权内容做细化规定，同时为与特别法的协调留下空间。中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最严生态法治观直面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在立法制度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份额规则和第三人过错责任这四个规则，在制度设计上综合实现追究污染者更严苛法律责任、配置污染者更多的法律风险，间接彰显绿色原则要求的保护生态环境。

(41)尤其是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将以建立统一监管体制为核心的大部制改革作为最重要手段。(44)而德国对环境法典有着进行实质化的追求，希望制定出一部像德国民法典那样逻辑紧密、语言精练的真正的法典。

(59)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从行政体制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进行了职能归并和调整，有利于理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关系。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导致了自然资源配置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既加大了我国资源供给的压力，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这一改革对已有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立法提出了挑战，也为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贯彻绿色原则提供了机遇。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值得深刻反思问题。

较之于还原论，整体论更加注重法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文化传统对法律的影响，关注法律与政策的互动。但是，当今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基于适度化模式，初期的环境法典编纂并非以面面俱到的标准囊括环境法律的各种渊源，也并非要完全取代所有的环境单行法律法规。⑨也有学者认为该原则是倡导性的原则规定。

二、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对环境法的体系化需求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提出了民法典绿色化的命题，但并不意味着要将民法典变成绿色法典，而是需要以大的体系化思维，既合理勘定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又综合考虑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与环境法的关系，明确环境法体系化的需求。在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凸显的现实情况下，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必将发生冲突。

(51)参见吕忠梅等：‘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5—19页。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纳入环境法制轨道，极大地丰富了环境法的内涵，也将增强其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的水平与能力，这也为协调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关 键 词：民法典  环境法典  生态保护  法典化  适度化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Code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dification  Moderation 在地球演化史上，人的生存有两种方式。(30)一方面，分布于三十多部环境和资源立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缺乏协同性，一些制度明显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规定冲突，环境法制度相互之间存在矛盾。